成败利钝，难以逆睹。但如果诸葛亮不行，谁来都不行，诸葛亮已经是面对明末危局的最佳人选，前提是给他开个挂，有如同蜀汉那样说一不二的权柄，比如有万历、泰昌的托孤。

明末的局面是明朝自身政府制度、效率、道德水平的全面腐败，由此引发经济、军事的崩坏，要解决这个危机，执政者需要鞠躬尽瘁的努力、坚定灵活的手段、深入经济军事各应用领域的眼光、完美无缺的私德都兼具才有可能。

第一条鞠躬尽瘁的努力是诸葛亮的招牌，如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说:“（诸葛亮）在主观上的努力，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时局艰难只争朝夕，容不得烹小鲜、高卧东山、做裱糊匠。

第二条政治手腕，诸葛亮通常不被作为代表，但其实这方面他已至化境，在刘备时期已经是刘氏行政体系的构建和维系者，有了相当重的人事任命权和政治问题决策权。比如蒋琬、杨洪、彭羕、刘封等人的处理，后主朝更是“政由葛氏”。在诸葛亮的行事中，可以看出他坚持底线又擅于妥协，对李严、魏延等刺头都尽量容忍任用，而一旦越界，就会领着整个朝廷将其废黜。整个朝廷官员视其为偶像“，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刑法严而众皆悦服”，这是政治手腕的最高境界:除公敌外，没有敌人。

第三条深入经济军事应用领域的眼光，明朝中枢执政官员往往是中进士、选庶吉士之后就当一辈子京官，和唐宋那种“宰相起于州郡”正相反，在实务眼光上往往缺失。诸葛亮搞经济的能力可以看中国社科院监制、央视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通史》，中国几千年历史一共拍了100集，其中专门有一集《诸葛亮治蜀》。诸葛亮的军事方向正是王道正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正兵而已”，越是居大国而镇边疆越需要正兵，军队战斗力强、军械坚利、后勤保障强、行军扎营法制严谨，这是不可胜在己。诸葛亮能将蜀人练到战斗力凌驾于魏国西线的秦人，《作斧教》可见其对军队武器、工具质量的重视，为后勤可以发明木牛流马等运具，八阵图行军用兵无覆败之忧，其营垒可以让司马懿感叹“天下奇才”，中原大国有这种战斗力，对边疆之患就没有不胜之理。其实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固然战略上爆了杨镐，但后金军队的战斗力强才是关键，几天内转战数百里连续击破三路明军，没这份连续行军作战的耐力、坚守强攻的能力，各个击破只是空谈。

最后是道德，道德对于政治家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让执政者的盟友更多、敌人更少，执政者道德水平低，会让行政改革更多地纠缠到政治斗争中，张居正就是一个例证，他的改革要依赖张四维代表的大地主盐商，要让既得利益者更得利才给国家抠出些钱，但对自耕农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反而损伤了国家的根基。

综合四点，诸葛亮是能使风俗淳的人，蜀汉政权的官员道德水平、廉洁水平在整个历史上都是相当高的，海瑞在明朝是异类，而同样身居高位却妻子贫寒的邓芝，在蜀汉根本不显眼，费祎身为执政“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明末要起沉疴治危局，必须提高社会道德水平，一方面开源一方面节流，抑制兼并恢复生产。兼并是封建国家的根本问题，明朝只有海瑞做过，直接打最大的老虎，逼徐阶退田，别人碰都不敢碰，为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明末的问题是积弊久、惯性大，这是慢性的，外部威胁其实不大。和刘备托孤时那种身受重伤而强敌在侧不同，夷陵之败后，魏吴蜀的国力对比大概5比2比1，国内还有南中叛乱，诸葛亮几年时间就重建孙刘联盟、平定内部、出师北伐。明朝和后金的国力对比起码50比1，关键是解决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