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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政权在历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明星气象，刘备、诸葛亮和关羽、张飞等蜀汉人物在后世都有着神话般空前绝后的知名度，连赵云、黄忠、廖化、谯周这样的二三线人物也都家喻户晓。 但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人们对三国历史的关注度骤然降温。对于蜀汉中期的很多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三国演义》避而不谈，史书记载语焉不详，民间几乎一无所知。蜀汉中后期历来是史学研究、舞台再现和民间谈论的盲区。谈到蜀汉中后期，很多人印象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足见后世对于历史误解之深。 廖化是被后世误解最深的蜀汉名将，一句成语使廖化时常被认为是那种平庸而难以入流的人物。历史上的廖化不仅忠孝神勇，而且文武兼备、战功卓著，极具传奇色彩。廖化曾担任名将关羽的主簿——主簿参机要、总领府事，位置很重。关羽在荆州败亡，廖化也被吴军俘获。但是他思念旧主，便以装死躲过监视，带着他的母亲昼夜兼程地向西蜀方向奔行，在途中遇到蜀汉东征大军。蜀军在夷陵兵败后，廖化跟随刘备退回蜀地，后来又多次跟随姜维出师北伐并屡立战功。公元238年，廖化以偏师对抗曹魏方面的两路大军，奋力击败南安太守游奕、射杀广魏太守王赟。公元259年，廖化升任右车骑将军、假节，遥领并州刺史，成为蜀汉后期重要的领军人物……与关羽、张飞等前期名将相比，蜀汉中后期人物在各方面都毫不逊色。 蜀汉中后期的故事不仅精彩纷呈，而且更加起伏迭宕，更加耐人寻味。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写到诸葛亮去世之后,好像突然江郎才尽而失去创作激情，把此后很多情节写得马虎潦草，对于诸葛亮身后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这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诸葛亮去世时把权力交给了姜维。姜维紧接着便大举北伐，连年征战最终完全耗尽了实力，后主刘禅因此很快就举手投降了。后来的多数作史者在写到刘备去世后，也是把诸葛亮治蜀、蜀汉北伐作为叙事重点，对诸葛亮身后的两位继任者蒋琬、费袆只作简短交代。作家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里说：“在郿县近郊五丈原，诸葛亮逝世……他的军事职务由大将姜维接充。”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又延续了30年。蜀汉政权于公元221年5月份正式建立，到公元263年年底亡国，历时43年。诸葛亮担任丞相的时间只有12年。在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之后，蜀汉后主刘禅又继续做了30年皇帝，他在位时间超过40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 诸葛亮临终前，也完全不是把权力直接交给姜维。姜维当时的职务是中监军、征西将军。征西将军在曹魏是重号，但在蜀汉方面却是普通的杂号将军（《宋书.百官志》引鱼豢语：“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中监军”是蜀军一个方面军的将领——蜀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部，“中军”主要是拱卫京师，但当时战事频发，中军也时常要外出作战。中军首领共有五位，分别是中军师、中监军、中护军、中典军和中参军。姜维作为中监军具有协理军务、督察将帅的权力，品秩不算低，但是距离接替蜀军统帅的位置还差得很远。姜维在蜀军从撤退时负责断后并立功。姜维因此晋升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襄侯——爵位由过去的亭侯升为乡侯，算是晋升；实际职务由中监军变为右监军，基本上是平调；统诸军，应该是具有统筹、协调全军事务的权力，算是得到了重用，但远不是“统帅诸军”。姜维的辅汉将军仍是杂号将军，排在他前面的重号将军还有很多：大将军蒋琬、车骑将军吴懿，前将军邓芝、左将军向朗、右将军辅匡、后将军吴班等，还远远轮不到由姜维来“统帅诸军”——姜维在公元247年（诸葛亮去世13年后）升任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成为排在天子和大将军费祎之后的蜀汉第三号人物。但是直到此时，他仍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每次出兵作战都受大将军费祎严格节制。《姜维传》载：“（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因此，不能说姜维在诸葛亮去世后便接替诸葛亮军职而成为蜀军统帅级人物。 诸葛亮临终前的政治安排，是建议后主把辅政大权交给丞相府留府长史蒋琬。蒋琬的留府长史，相当于诸葛亮的丞相府留守成都班子（即所谓的“留府”）的秘书长。诸葛亮长期驻扎汉中前线，留府要承担着统筹前线、后方事务及征兵、后勤保障等诸多职能，留府长史因此兼具蜀军后勤部部长的职责。后主刘禅基本落实了丞相诸葛亮的政治交代，把大权交给蒋琬。蒋琬实际主导蜀汉政局大致有十年，后期因为身体不好，于公元243年把主要权力（大将军、录尚书事）交给尚书令费祎，第二年又坚持把所兼任的益州刺史一职也让给费祎，他本人仅保留蜀汉大司马的虚衔，作为名义上的第一辅相而事实上退居二线。费祎由此开始主导蜀汉政局，到公元253年遇刺身亡，施政时间大致也是十年。姜维是在费祎遇刺身亡之后才真正走上蜀汉政权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这已是诸葛亮去世二十年后的事情。2蒋琬和费祎，都是三国时代的顶级政治人物。他们两人先后施政二十年（公元234年至公元263年），占到蜀汉立国时间的将近一半，是在蜀汉政权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蒋琬、费祎施政时期，蜀汉整体上以闭关殖谷、保境安民为施政要务，虽然很少出现那种壮怀激烈、波澜壮阔的大规模征战场景，但期间也出现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历史事件，并直接影响到此后的历史进程，像蒋琬的东征计划，蜀、魏兴势大战，蜀汉共和，费祎遇刺等。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三国演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只字未提。《三国演义》在写到诸葛亮去世后即把镜头切换到北方的曹魏，从魏明帝曹壑大兴土木写到公元238年的司马懿平辽东，又一下子跨越十年描述曹魏方面的高平陵事变——公元249年，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诛杀主政的曹爽势力并全面掌控曹魏政局。从高平陵事件引出夏侯霸投蜀——夏侯霸是曹魏名将夏侯渊的儿子，高平陵事变后因为担心受到牵连而投奔蜀汉。《三国演义》这才把镜头重新切换回蜀汉，这时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长达十六年。这期间，蜀汉方面发生了什么，小说未作任何交代。 《三国演义》把蜀汉中期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各种史料关于蜀汉中期的记载都过于简略。《三国志》更是一本糊涂账。陈寿在《三国志》里的叙事布局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陈寿生于公元233年（诸葛亮去世的前一年），他既是《三国志》的撰写者，又是蜀汉中后期历史的亲历人。按理说，陈寿编撰《三国志》，本来应该是把蜀汉历史写得更加生动详实，他至少应该把自己所亲历的蜀汉中后期交待清楚才更合理。但实际情况是，《三国志》把魏、吴两方的各种人物和大事小情写得生动详尽，而把蜀汉历史却写得极尽简略。而在《三国志》里的蜀汉部分，陈寿把未曾经历的很多前期人物、早期事件写得相对充实，而把他曾经亲历的中后期事情反而写得支离破碎、含含糊糊。 蜀汉大将军费祎于公元244年兴势大捷后接替蒋琬兼任益州刺史，全面主导蜀汉局势。对于陈寿来说，这一年是个分水岭，当时他年过十二，应该说此前诸事均为见之于记载甚至是道听途说的二手信息，而此后的事情即为陈寿本人所亲历。陈寿撰写的《费祎传》本来就比曹魏或东吴更次一等的人物要简略得多，而且文中的主要叙述的是其早年经历：幼年入蜀、与董允之间的友谊、诸葛亮对他的厚爱、出使东吴时的机敏表现，以及费祎在兴势战前的沉着冷静。陈寿还不厌其烦地叙述费祎在青年时代和他的好友董允一起参加丧礼的琐细旧事。当时许靖之子去世，董允父亲董和给两个年轻人派了一辆破旧车辆，董允感觉乘坐这种破车很失面子，而费祎未加思索便坐进车里。到了丧礼现场，董允见其他人所乘车辆都很豪华，于是面露自惭形秽之色，而费祎却显得若无其事。董和因此说，他原以为两个年轻人才情相当，但是通过这件事情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有这些关于费祎早年活动的细节描写，都是陈寿本人未曾经历的，他要么是此后查阅相关文书资料，要么就是道听途说——像费祎和董允在参加丧礼时的不同神情表现，完全是无关宏旨的琐碎枝节，不可能见诸于官方记载。把这些根本无法考证的细节小事写进传记，更好地烘托了人物形象，其实也并非全无用处。问题在于，陈寿能够把他未曾亲历的这些小情小事交代得原原本本、绘声绘色，却把此后他所亲历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简化处理、一笔带过。费祎领益州刺史后，全面进入他人生最辉煌、耀眼的时期，皇帝在做重大决断时也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付诸实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万众瞩目。这期间，陈寿逐渐长大成人并先后担任蜀汉政权的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一直在高层政治人物身边做事，对很多事情应该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陈寿对于费祎施政后的记载都是只言片语、极尽简约：像“十一年，出住汉中”“ 延熙十五年，命祎开府。”更令人费解的是费祎遇剌案。费祎是三国时代级别最高的被刺遇难者——在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是蜀汉政权的一线当家人。费祎遇剌，震惊三国政坛、改变了历史走向。当时陈寿已经年过二十，在蜀汉中枢做事。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陈寿即便当时不明就里，也决不可能在数十年后着手撰写《蜀书》时仍然一无所知。然而他在《费祎传》里却只有简短一句话：“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沉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关于蜀汉中期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有限，因此只好反复把镜头在曹魏和东吴之间来回切换，几乎把三国故事变成“二人转”。后世作史者再也找不到更加详实的史料，又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把期间的历史全部回避，只好把诸葛亮身后的两位接班人蒋琬、费祎匆匆几笔带过，然后集中精力叙述姜维北伐事。 蜀汉的事情到了姜维时代顿时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对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来说，在费祎遇刺案之后，他终于熬过了这段长达二十年索然乏味的沉闷时期，无须再在各种历史事实之间腾挪躲闪而把叙事笔触重新回到那种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从姜维北伐到蜀汉亡国，所有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相对完整的过程呈现。 然而由于缺乏蜀汉中期的连贯衔接，蜀汉后期很多事情显得突兀而令人费解。后人历来困惑，作为奉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立国纲领的蜀汉北伐战争，在政治上具有无庸置疑的绝对正确，在刘备、诸葛亮时代得到了益州全境的万众响应。为什么到了蜀汉后期，姜维却因坚定执行刘备、诸葛亮的基本政治路线、力主北伐而遭到朝堂上下一致反对，最后几乎众叛亲离。姜维在取得蜀汉军事主导权后，先后发动过六次较大规模北伐战争，当时的蜀汉经过蒋琬、费祎施政二十年休养生息，“边境无虞，邦家和一”，据此推测当时的蜀汉社会状况要比诸葛亮北伐期间要好。姜维北伐，其征战频率相略低于诸葛北伐，整体作战效能则要更好一些。但是，姜维却最终因此在蜀汉朝堂完全陷入孤立。到最后，蜀汉重臣董厥、樊建和蜀军高级将领廖化、张翼、胡济、阎宇等都竭力反对姜维。连诸葛亮的儿子、卫将军诸葛瞻也不赞同姜维用兵北伐。诸葛瞻、董厥等甚至密议要架空姜维。公元263年11月份，魏军南征入境仅三个月，后主刘禅便委派使节出城递交降书，蜀汉政权倏忽而亡，其中更是疑点重重、争议不断。尤其令蜀人愤愤不平的是，后主投降的时候，敌军尚未兵临成都——邓艾军团在突破绵竹之后，行进到雒城。雒城，位于今四川省广汉境内，距离成都还有数十公里，是蜀汉京畿防御圈的外围重镇。先主刘备当年攻取益州时曾在这里受阻，围城强攻将近一年，而且付出惨重代价——谋士庞统正是在此役阵亡。刘备攻破雒城之后，诸葛亮、赵云等荆州援军赶到，多路兵马在成都城下强攻数十天而未能攻破。此时恰好赶上西凉名将马超来投。刘备抽调兵力暂时配给马超，形成马超率军参与攻城的强大震慑。刘璋这才决定开城投降。蜀汉覆灭时的情形是邓艾军团“进军到雒”，是否突破雒城，史书没有交代。他即使攻下雒城，前面还有坚固的成都防线，应该说，等待援军的时间是充裕的——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约五万精锐部队当时行进到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急行军数日即可赶到成都。后主其实也可以先到南方回避一段，因为蜀军当时还牢牢控制着南中地区，南中地区完全不像谯周说的那样“仓促南逃，其变不测”。真实情况是那里经过半个世纪治理，民众顺服、官民同心。得知魏军入侵，南中守将霍弋（蜀汉名将霍峻之子）紧急请示蜀廷，要求调兵北上保卫成都。后主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动，成都方面已有安排。这表明皇帝对南中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到南方暂时避一下在安全方面没有问题。然而皇帝最终还是听从了谯周建议，派出使臣由成都出发前迎数十公里，到雒城向邓艾递交了降书，然后由张绍在前边带路，把邓艾军团引进成都。代表刘禅前往雒县递交降书的首席使节名叫张绍，时任蜀汉侍中，也是蜀汉名将张飞之子——蜀汉阵营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顶级人物的子弟都不超群，远不如曹魏阵营里的“官二代”，像曹家的曹丕、曹彰、曹叡、曹真、曹休，以及司马氏家族的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等，都是叱咤风云的当世俊杰。张绍带路把邓艾大军迎到成都，后主刘禅用绳索把自己五花大绑，并带着棺材出城相迎。刘禅在降书里还有一段话听起来尤其厚颜无耻：“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翻译成现在的话：面对天朝雄师，我情不自禁地想回想起当年旧事。那时候文皇帝曹丕曾密派使节前来劝降，天朝可谓皇恩浩荡、开明圣哲。但当时施政的诸葛亮昏暗无德，我本人也过于糊涂，所以就没有投降成功。 后主在成都投降时，姜维军团行进到郪县，右大将军阎宇率军自永安回师，正在勤王途中。东吴方面也出兵驰援，一路军马已经进入永安。当时，还有一个很多人未曾留意的情况是：钟会率领的十多万魏军汹涌入境，但是汉中前线并未完全沦陷，蜀军在汉中的重要据点——汉城、乐城和一些险要关口仍被蜀军牢牢控制。 在蜀汉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大将军姜维接连出现重大失误，一系列军事部署明显违反军事常识，而且一错再错、漏洞百出，历来令人困惑不解。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姜维在公元262年的那次北伐失利后要带着主力部队去到沓中屯田。沓中位于在现在的甘肃省周曲，距离成都和汉中都过于遥远。一旦军情危急，既不能迅速支援汉中,又无法拱卫京师。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姜维远在沓中屯田造成后防空虚，魏方根本不可能在此时发动那场战争——司马昭伐蜀，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北方发生了震惊历史的成济弑君（高贵乡公曹髦）事件，司马昭非常需要一场战争以摆脱弑杀皇帝带来的政治道义危机。可是伐蜀主张遭到了魏国众臣一致反对，连熟悉蜀汉情况的征西将军邓艾也认为时机未到，不宜加兵，因此“屡陈异议”。邓艾在西部战区与姜维对峙多年，他最熟悉蜀军情况。司马昭要讨伐蜀汉就绕不开邓艾，只好派主簿师纂去做他工作，统一思想。邓艾这才勉强同意出兵。姜维方面事实上提前得到了魏方的军事情报，于是迅速奏报天子，建议蜀廷调遣大将张翼、廖化等北上备战。后人因此把蜀汉亡国归罪于后主刘禅所宠爱的宦官黄皓，因为这个黄皓私自扣压了这份奏折，秘而不宣，致使蜀军贻误战机。现在看来黄皓乱政，蜀汉内部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在贻误战机这个事情上，最大的责任并不在于黄皓而关键在于姜维。姜维在什么时间获知魏方情报，史书也有记载。《三国志姜维传》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诣督堵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六年即景耀六年，为公元２６３年，而“钟会治兵关中”则是上一年冬天的事情，《钟会传》载：“景元三年（公元２６２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文王敕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魏书三少帝纪》载： ５月魏帝下诏：“今使征西将军邓艾督帅诸军，趣甘松、沓中以罗取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诸军趣武都、高楼，首尾嚺讨。若擒维，便当东西并进，扫灭巴蜀也。”由此推知，姜维获知魏方用兵计划应该是在公元２６３年的年初。而魏帝５月份下诏伐蜀，魏军完成集结后出征则是在８月份的事情，《晋书》：“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将士，陈师誓众。” 也就是说，姜维得到魏方情报后具有非常充裕的时间调整蜀军部署。他在及时向后主汇报的同时，更应该迅速把蜀军主力回撤到汉中，充实前线防务。但令人费解的是姜维此后一直按兵未动，蜀军主力始终整建制地留在沓中。直到八月份多路魏军大举出动，由邓艾、诸葛绪统率的六万魏军几乎已经将沓中蜀军团团围困，姜维这才奋力甩掉敌军截击、追杀而突出重围，极其被动地踏上回防之路。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姜维明知蜀军主力远在沓中、汉中前线兵力空前薄弱，却仍然命令汉中守将弃守边境险关谷口，而把主要兵力回缩到汉、乐二城和阳平关——这是蜀军在汉中的第二道军事防线。这使魏军主力轻松突破蜀军的第一道边境防线，轻松进入汉中盆地。 姜维的作战思路是要诱敌深入，问题是双方兵力差距过于悬殊。汉、乐二城只有守军万人，钟会军团则有兵力十多万。钟会先是分派大将李辅、荀恺围攻乐城、汉城，自己带兵攻打阳平关。此后阳平关守将傅佥战死、蒋舒率众投降。钟会见汉、乐二城久攻不下，于是干脆留两万兵力将城死死围困，然后率领主力绕过汉、乐城二城，从阳平关长驱直入，直逼剑阁。姜维军团在突破敌军围追堵截之后，与张翼、董厥部和廖化部会师，三路蜀军固守险关，与钟会的魏军主力对峙于剑阁。钟会军团一度非常被动，向南无法前进一步，背后的汉、乐二城和黄金谷等边防险关仍为蜀军所固守，对魏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了严峻挑战，形势不容乐观。钟会因此曾有撤军的念头。转折出现在邓艾采取军事冒险，偷度阴平邪道而直插蜀汉腹地。随后江油守将马邈投降，诸葛瞻接连出现军事失误而战死，绵竹失守——邓艾偷袭阴平，目的正是为了诱使姜维军团弃关回防，确保魏军主力突破剑阁。结果在绵竹失守后，姜维作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军事决定，他不是在固守剑阁的同时，分兵南下追击邓艾军团，而是全面弃守剑阁，导致魏军主力大举涌进成都平原，局面因此突然变得不可收拾。后主刘禅投降后即向全境发出敕令，这也是他作大汉天子发出的最后一道圣旨，要求全军将士抛戈解甲、放弃抵抗，官府里任何财物都不能损毁，在农田里耕种农民们要停止收获，各户要保存好家里粮产。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投降，一切都已经属于大魏、一切都要听命于天朝赏赐……在蜀军的汉中前线，汉、乐两座防御重镇的万名将士在蒋斌、王含的带领下正在奋勇作战，收到后主敕令后才放弃抵抗。汉、乐二城再往北，在蜀、魏边境的险要关口，蜀将柳隐等也在顽强抵抗，击退了敌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直到收到后主要求他们投降的亲笔信函，这才无奈放弃。听到成都投降的消息，南中守将霍弋素服三日，哭祭自己的祖国。有人劝他随主投降，霍弋表示：“若（皇帝刘禅）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后来听说后主刘禅受到善待，这才率领南中六郡太守投降。后主刘禅的儿子刘谌坚决主张要与魏军决以死战。后主投降当天，刘谌来到爷爷刘备庙里哭祭，然后杀死妻子、儿女并自杀…… 姜维作为魏方降将而能在众多军政大员中脱颖而出、位极人臣，无疑具有超群的文资武略。他的军事才能不仅在历次北伐中得到验证，也为当世的军事大家所公认，蜀汉大将邓芝、张嶷和曹魏方面的钟会、邓艾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三国志》裴注引用《世语》说： “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无出维右。”那么在蜀汉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和超群军事才能的姜维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接连出现重大军事失误，很多失误明显违反军事常识，而且是一错而再错、处处被动？后主刘禅投降也是迷雾重重、疑窦丛生。现在看来，蜀汉在姜维弃守剑阁之后，局面确实到了糟糕透顶、难以收拾的地步。但是朝廷方面在绵竹失守便与姜维军团的联系中断，后主刘禅并不知道钟会大军已经进入剑阁。他所掌握的情况是姜维仍然在剑阁坚守，阎宇军队正在回师驰援，南中地区也还有一定实力，局面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最后境地。他们即使等到邓艾军团突破雒城、兵临城下，然后再举手投降也照样能够争取一个好态度。后主还可以参照当年刘璋和张鲁的做法，象征性地略作抵抗然后开出条件，为最终的沦丧挽回些尊严。但后主当时的做法是派使节前出远迎数十公里，在雒城递交降书并再把侵略者带回都城。在投降这件事上如此急不可耐，究竟是为什么？ 探寻三国往事的最大难度，不在于史料信息之丰简而主要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过程中的“去演义化”。受演义故事、戏剧曲艺等传统三国文化影响，人们提起关羽、诸葛亮，无不肃然起敬，而说到曹操、刘禅或谯周，总会产生一种背离仁善道义的负面之感。竭力劝降的谯周和撰写降表的秘书令郤正，他们因为在蜀汉覆灭过程中扮演着历来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角色而倍受指责。但是各种史料表明谯周和郤正都不是那种贪图荣华、屈意逢迎的攀附之徒。恰恰相反，他们都是那种骨子里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刚正书生。他们力主刘禅投降，既没有个人功名利禄方面的企图，事后也没有凭借劝降之功而乞求个人、家族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富贵腾达。 公元264年，晋帝诏令刘禅去到洛阳，当时因为时局艰险、前景未卜，很多旧臣不愿随同前往。只有卻正不顾个人安危，全程陪护旧主并始终悉心照护、不弃不离，其行为举止与传统观念里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形象大相径庭。 蜀汉光禄大夫谯周，他是蜀汉史上最复杂、最耐人寻味的官员。潐周自幼丧父，家境衰落，但他从不关心仕途经济，而是醉心于钻研学问，史书说他“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谯周本人不修边幅，不计小节、不善言辞更不会巧言令色。作为一个精研典籍、学识渊博的儒生，他不可能不知道投降者在正统道德语境里意味着什么。谯周劝降后主，既没有任何个人名利或宗族荣辱方面的动机，那么他如此不计毁誉地葬送自己的国家，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蜀汉降魏是三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真实内情至今仍然疑点重重。这件事情上最有发言权的是陈寿。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样的解释历来倍受质疑，后人不断列举各种史料予以反证。细想起来，其实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隆中对。现在看来，隆中对名扬天下其实是后来的事情。公元207年刘备在第三次拜访并最终见到诸葛亮时，两人的谈话内容因为涉及到当时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在三国当世是始终无法对外宣示的。像“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如果这种言论传到蜀地，益州牧刘璋此后怎么可能会把刘备主动迎邀到益州？进一步说，在整个蜀汉立国期间，隆中对都是高度机密的禁忌话题。因为刘备在入川后曾以不光彩的方式推翻刘璋，然后反客为主、据而有之。这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道义污点。当年刘备与刘璋翻脸，之前确实存在刘璋诛杀张松、“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的客观事实，蜀汉方面大可以解释为当时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如果把隆中对里的内容昭示于天下，这将势必使先主陷于假仁假义、百口莫辩的非议漩涡：你刘备当初道貌岸然地拒绝与孙权共同伐蜀，后来假惺惺地应邀入川，说是要抗击张鲁却在蜀地“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原来所有这一切是早就预谋好的，你们对益州刘璋乃至荆州刘表本来就没安什么好心。总之，隆中对作为蜀汉政权的最高国家机密始终是无法对外宣示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陈寿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把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记述得如此清晰详尽？陈寿把他曾经亲历的很多事情写得隐讳含蓄，自然有他自己不为人知的各种考虑，当事人写当时的事，其中确实存在很多无法言明的苦衷和忌讳。蜀汉中后期的很多事情，陈寿没有直接交代清楚，但是《三国志》及裴注等相关史料文本里里却隐含着大量的关联信息，折射着关于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 ---此帖由petct在2018/12/24 20:48:37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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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陈寿。 他不这么写，更是什么史料也么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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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过一个牛人从三国志各种蛛丝马迹中推断魏延之死的真相，结论是魏延是在汉军退入斜谷为诸葛亮发丧时被杨仪，费祎，姜维合力诱杀。引用资料逻辑推理各种严丝合缝。可惜找不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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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始终对姜维没有好感，且疑虑重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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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姜维粉把他吹成一朵白莲花，季汉举朝全是奸臣都要迫害他，亡国全是别人的锅就好笑。 还有罗灌水胡编的什么“一计害三贤”这种大笑话居然当成宝贝一样吹，简直不知所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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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在季汉粉中见到个一样对姜维没好感的。。。抱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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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对维亮CP格外不爽，难以接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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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看起来十分违和而且各种正史野史小说都毫无可能性，1800年的同人男都没这种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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