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讲，三国时期本不存在所谓的国际形势。在中国古人眼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天下的最高管理者就是天子也被称为皇帝。天子被认为是上天的儿子，受命于天而统治整个天下。因此在古人看来，“国际”“国内”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完全重合。尽管古人当时也知道天下还有很多偏远的、遥不可及、皇帝根本管不到的地方。但大家认为皇帝管不到的那些地方都是荒蛮之地，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蛮夷之邦拱卫在皇帝统治区域的四周，就像篱笆和屏障一样紧紧拱卫着中华族群。那些地方的部落和政权被统称为“藩”，而皇帝能够管到的地方则被称之为中华——“中”就是中心、中央，寓意天下之中；“华”就是华夏族群，中华大地就是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繁盛宜居、丰美富饶得如同鲜花一样的文明礼仪之邦。

陈寿当年作史时也没有用《三国志》的书名。他分别编撰了《魏书》、《蜀书》和《吴书》。这三部书后来被合为一体，被统称为《三国志》。陈寿即使把魏、蜀、吴三方分开来写，也仍然严格按照一个天下的规制，只给曹魏方面的皇帝以“纪”的待遇。“纪”的本意是纲纪，在纪传体史书里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

刘备、孙权等尽管也都是皇帝，但他们只能受到到普通的“传”的待遇，表明作者不承认他们作为皇帝的天命地位、不承认他们所创建的国家为正统政权。陈寿只是在写到刘备父子时称之以“先主”、“后主”，而提到孙权时则直呼其名为“权”，以这种微妙差别体现他作为蜀汉故国旧臣的追思之意。

不光是陈寿这么认为。魏、蜀、吴三家当时都坚称己方才是受之于天命的正统、合法政府，而把对方政权则统称之为“贼”，并因此接连不断地予以讨伐：曹操父子把对于东吴、蜀汉的军事进攻称之为“奉辞伐罪”，蜀汉方面则旗帜鲜明地奉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政治纲领，接连不断地发动对曹魏叛逆势力的政治声讨和军事进攻。东吴孙权也自称是“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

蜀汉政权的国号只有一个字：“汉”。这是很多人始终未能弄清楚的事。公元221年，刘备在益州建国时的国号就是“汉”——与西汉、东汉同宗同源、一脉相承的“汉”，而不是“蜀”或者“蜀汉”。刘邦当年创建的西汉（有人称之为前汉）、刘秀其后创建的东汉（有人称之为后汉），国号都只有一个字：“汉”。所谓的西汉、东汉或者前汉、后汉，都是后人的称谓，目的为了将二者相区别。同样，蜀汉也是后人对于刘备在蜀地所建汉政权的别称，曹魏方面由于不承认刘备建立的这个“汉”，因此时常以其政权所在蜀地而贬称之为“蜀”。后主刘禅等人当时为了区别此前的西汉和东汉，有时候也自称为“季汉”。“季”有“小、末了”之意，“季汉”就是继西汉和东汉之后另外一个与之一脉相承且同样受命于天的大汉政权。后主在悼念诸葛亮的诏书里便用此称谓：“（诸葛亮）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 蜀臣杨戏于公元241撰写诗文评价蜀汉君臣，篇名就叫《季汉辅臣赞》。

从法理上说，蜀汉政权的权治范围与西汉、东汉完全重叠，都是受命于天而拥有整个天下。鉴于其实际控制范围只有益州，其他各州当时分别被曹魏和孙权所占，刘备因此提出了“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基本政治纲领，就是要继承刘邦、刘秀所开创的江山社稷，代表上天旨意声讨惩罚那些僭逆作乱势力，确保汉室江山像高山大海那样永世长存、万寿无疆。

对于曹魏政权来说，唯一能够代表天下的就是“魏”，其法理基础是禅让。按照《三国志》记载，曹魏方面的政治逻辑是：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奉玺绶禅位。就是说大汉天子看到了天命、众望都在于魏的基本现实，于是主动提出来要按照古代先贤的做法，把天祚大位禅让给魏王曹丕。汉献帝不仅是主动禅让，而且一让再让，魏王曹丕实在没有任何办法，不得不顺从所谓的天命民望而勉强接受帝位。此事见之于《文帝纪》。但陈寿在《卫凯传》里又交代，曹丕继任魏王后即把亲信卫觊安排到汉献帝身边，目的是让卫凯去做献帝工作，使他明了时势，尽快让位。另据裴注记载，公元220年年底，魏国便不断有臣僚繁复列举各种祥祧、图谶，劝进之声喧嚣尘上。曹丕对此统统予以严辞拒绝，他甚至严厉表示自己宁可跳海而死，也不能冒天下之不韪地接受禅让。然而他实在无法阻止汉帝和诸臣僚的苦苦劝谏，最终在臣僚的劝进奏折上批示：“可。”

轰轰烈烈的劝进、禅让过程虽然是一场政治闹剧，但至少从法理上看，曹魏政权接受汉帝禅让的合法性没有问题的。而蜀汉政权由于地处偏远，山水阻断，因此被看作是“化外之地”。即使这样，也从未承认过蜀汉政权的合法存在，在其所有官方文书里称呼蜀汉政权为“蜀”或者“贼”，对其国号及官职爵赏统统不予承认。公元253年，魏方降将郭修刺杀蜀汉大将军费祎，魏帝在下诏表彰时实在绕不开蜀臣费祎的职务，便在前面加了一个“伪”字：“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修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

东吴方面的政治图谱比较混乱，这大概是孙吴集团时常被后人忽视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三国鼎立后，军事冲突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是在吴、魏国边界地区，双方在合肥、襄樊沿线长期对峙，其军事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明显高于西部战线的汉中、祁山。东吴方面由于幅员相对辽阔，与中原地区的人员交往也不像蜀地那样为山川阻隔，因此人才济济、将星倍出，其团队质量和军事实力整体上要比蜀汉方面更好很多。但由于缺乏明确有感召力的政治纲领，东吴方面给人留下印象始终像是个旁观者。

赤壁战后，东吴和北方曹魏之间的关系反复变动。孙权先是在合肥一线与曹操不断发生军事对抗，到公元217年眼看刘备在益州做大，于是向曹操表示臣服。但孙权始终没有按要求把任子——太子孙登送到曹操身边受封（其实是做人质），于是在公元219年——就是关羽攻打襄樊的那一年冲突再起。紧接着是关羽水淹七军，在襄樊接连得手。孙权担心关羽拿下襄樊后会强大到不可收拾，于是再次向曹操写信表示归顺。此后双方联手并由吴方出面袭杀关羽，解除了曹魏的襄樊危机，东吴也随即获得被刘备盘据的荆州三郡（南郡、零陵和武陵）。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后，孙权再次翻脸，命部将陈邵一度攻占了襄阳（第二年又被曹仁夺回）。由于刘备在益州虎视眈眈并于此后发动夷陵之战，孙权无奈再次向曹丕称臣，获赐九锡并被封为吴王、大将军、领荆州牧，节督荆扬交3州军事。夷陵大战后，孙权因为一直拒绝抵押人质，再次遭到曹魏讨伐。孙权只好向曹丕低头认错，同时又主动给刘备写信修复关系。这种墙头草的角色一直持续到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并与蜀汉结盟，孙权与曹魏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而最终定格为正、逆之争，双方为此在东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攻伐征战。

蜀汉与东吴之间看似简单，事实上要复杂得多也敏感得多。按照史书记载，孙权在夷陵战后即派使者郑泉前往蜀汉修好，特意交待使者见到刘备要首先解释清楚我们过去称呼你们为“蜀”，这是因为汉献帝毕竟还在位；那么这次见到刘备时，可以称之为“汉中王”——言外之意是不能称他为皇帝陛下。此时刘备已经称帝三年，但是孙权却没法承认刘备所建立的这个“汉”，因为刘备创建的这个汉政权声称是沿袭两汉而拥有整个天下，如果孙权对此予以承认，那就意味着他孙权的东吴也变成这个汉政权的“藩”，这是东吴方面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再次在蜀汉朝堂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东吴皇帝孙权的建议是 “并尊二帝”：天下有两个天命政权、两个中央、两个皇帝。所谓“二帝”，一个是蜀帝刘禅，另一个就是吴帝孙权。蜀汉方面闻讯，上下为之愤慨，朝野一片沸腾。由此可见蜀汉方面的政权文化禀赋与东吴完全不同，其内部的正统势力非常强大。蜀汉朝野一致认为，天下唯一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只有一个大汉政权，能够代表上天行使主权的只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便是后主刘禅。其他任何人妄图称帝都是在逆反天意、非法自立。因此，北方的魏国皇帝是叛贼，他孙权也是个假皇帝。于是纷纷提出对吴方断交，还要予以讨伐，正所谓“汉、贼不两立”。

面对激昂群情，诸葛亮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亲自出面做工作。他首先认定孙权称帝是大逆不道的僭逆行为，不能予以承认。但同时提出如果蜀、吴之间撕破脸皮，对于双方都不利，联盟破裂只能给北方的曹魏政权带来机会。因此，蜀汉方面需要从现实出发，对孙权称帝事件暂作变通处理：一方面认定孙权称帝是僭逆行为，要时刻保持清醒，另一方面蜀汉政权要实现“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政治理想客观上还需要有东吴方面在政治、军事和舆论等诸多方面的支持与呼应。因此对于孙权的僭逆行为先不要说破，而是继续保持与东吴的联盟关系，借助东吴军队在东线的牵制而集中精力实施对曹魏逆反势力的讨伐，潜台词是等到统一北方之后再回过头来治罪孙权的谋逆行径。

诸葛亮的这层意思在此前邓芝出使东吴时得到完整表述。事情发生在孙权称帝之前的公元223年。当时孙权曾经试探着对邓芝说：“等到我们共同把北边的曹魏伪政权摆平之后，我和你们的后主各做各的皇帝，不是也挺好吗？”邓芝听后严厉作答：“这个绝对办不到。俗话说得好，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等到我们共同灭魏之后，如果您要不承认我方是天下唯一的天命正统政权，那么我们之间一定会战端再起。”

蜀汉方面基于现实考虑，以卫尉陈震为使赴江东祝贺孙权称帝并与之结盟。东吴方面也不得不作出妥协，正式承认这个创建于蜀地的政权为延续前朝的“汉”——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因为孙权称帝的前提是“汉”已覆灭、天下无主，所谓“汉氏已绝祀於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而现在又不得不承认蜀汉政权为汉室正统，这便同时意味着由他孙权创建的东吴政权是非法的，要么这个政权便是大汉帝国的“藩”。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任何另外的政治选项。面对北方强势的曹魏政权，双方都只能各退一步，暂时把敏感的政治问题和重大政治原则搁置起来。

三国时期的蜀、吴结盟，如果从赤壁之战算起，历时长达半个世纪——即使从公元２２９年正式签署盟约开始算起，也有３５年之久。期间由于北方曹魏始终保持相对强势，蜀汉与东吴之间的联盟关系一直保持稳固，从未出现大的争议纷扰——蜀汉在蒋琬、费祎施政期间由于方针、路线和军事战略调整，一度引起东吴军方质疑，但是吴主孙权亲自出面释疑，联盟关系依然坚如磐石。值得关注的是，在结盟数十年的交往中，双方官员始终忌讳于直呼对方君主为皇帝陛下，而是代称之以“东尊”（孙权）或者“西主”（刘禅），都在潜意识里试图避免出现两个正统、两位皇帝的尴尬局面，以此体现对于一个天下政治理念的谨慎守护。

阅读三国史料，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是三国政治人物之间相互敌对、征伐，但是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情感联系。即使不看对峙三方在政权法理和重大原则立场上的宣扬和恪守，单纯就人的角度而言，各方政治人物也仅仅是在政治立场和方法、路径上存在差异，他们原本出自于同文同宗的同一个族群，或者曾经同朝为官，或为同学故交、同乡知己，乃至是同胞兄弟。他们之间相互诋毁攻讦、军事上征战讨伐，而在危机四伏的对抗与杀戮中仍然能够能体味到骨肉同胞间的关切与温情。

刘备和曹操由于“衣带诏”事件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政治宿敌，他们在战场上打得血肉横飞，但由于两人在早期有过多次密切合作，彼此间始终保持着英雄相惜的私人情谊。因此，曹操在赤壁战败后才说：“刘备，吾俦也”（《山阳公载记》）。这不免让人联想起两人在合作期间的评议：“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据《魏略》记载，公元２２０年曹操去世，刘备获悉后并未弹冠相庆，而是写信致哀并派属下带着丧礼前去悼唁。

公元249年，曹魏方面发生高平陵事变，权臣司马懿在事迹中诛杀当权者曹爽，并一举铲除宗亲势力而完全掌握北方政局。大将夏侯霸担心受到株连，便惶然投奔蜀国。

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在公元219年的汉中之战中被蜀将黄忠斩杀。夏侯霸一度恨得咬牙切齿，立志要为父亲报仇。他之所以选择投奔蜀汉，是因为他与后主刘禅之间另有一层亲缘关系。据记载，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张飞在徐州战败后逃亡，途中遇到夏侯渊的侄女——夏侯霸的堂妹。这位夏侯氏当时正在外出砍柴，张飞便娶她为妻，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嫁给刘备的儿子——后主刘禅。大女儿先被立为皇后（敬哀皇后），她于公元237年去世，后主次年册立她的妹妹为后。因此，夏侯霸投蜀后即受到后主接见。后主特意向他解释说：“你的父亲是在两军交战之中遇难的。战场上都是各为其主，不能说是我的先辈加害。”后主还把张皇后和几个皇子招集在一起，并对夏侯霸说：“这也都是你们夏侯氏家族的骨血！”

夏候霸归顺之后即被封为车骑将军，是蜀汉后期最重要的主战派将领之一。史料对夏候霸本人事迹记载不多，但夏候霸在曹魏方面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女婿——三国后期名将羊祜。羊祜既为曹魏宗亲夏侯氏家的女婿，他的姐姐则嫁给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因此在曹魏宗室势力与权臣司马懿的政治决力——高事陵事变中，他作为“两头亲戚”无法显露其个人政治立场。公元269年，羊祜被任命为晋方的荆州诸军都督，下一年东吴方面的荆州疆域由名将陆抗（陆逊之子）负责镇守。此后，荆州前线出现了军事史上极为罕见的温馨对峙。羊祜对吴国军民讲究信义，与吴军交战要预先商定时间、地点，不搞突然袭击，遇到军粮短缺时收割吴方庄稼，每次都要进行估值，然后支付以等值的绢（绢为当时的通行货币）。东吴陆抗也同样以信义友善对待晋军。有一次陆抗生病，便向羊祜寻求药品。羊祜派人把药送过来说这是他刚配好的方子。吴军将领担心有诈，但陆抗不假思索地仰而服下，并说：“羊祜怎么会用毒药害人呢？”

在清人严可均编著的《全三国文》里，有一篇《与诸葛亮书》，疑似曹操在某个时候写给蜀相诸葛亮的书信:“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

按照《齐民要术》记载，鸡舌香就是丁香。据记载汉代一些大臣因为年老口臭，皇帝便赐鸡舌香让其含在口中消除异味，其功用类似于今天的口香糖。后来，口含鸡舌香奏事成为一项宫廷常例。唐人刘禹锡因此有诗道：“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鸡舌香。”有人认为曹操向诸葛亮赠送鸡舌香，其寓意就是希望诸葛亮能够归顺于他，同朝为官、共事汉廷。

三国时期最显赫的家族，应该是出自琅琊阳都的诸葛家庭。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同宗兄弟遍布魏、蜀、吴三方，且在三大政权均极为显赫，堪称当世之传奇。时人称他们三兄弟为“一龙、一虎、一犬”：“一龙”就是诸葛亮，其子诸葛瞻后为蜀汉政权的卫将军、平尚书事；“一虎”是指诸葛亮的哥哥、东吴大将军诸葛谨，其长子为诸葛恪后来官至东吴太傅、丞相，权倾一时。诸葛亮由于晚年得子（诸葛瞻生于公元２２７年，当时诸葛亮已经４７岁），诸葛恪的弟弟诸葛乔过继给了他。但诸葛乔英年早逝，他留在蜀汉方面有个儿子名叫诸葛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诸葛恪后来被东吴宗亲孙峻所杀，东吴方面的诸葛氏惨遭灭族。诸葛攀因此便成为东吴诸葛谨这枝的唯一传人；“一犬”则是诸葛亮的堂弟诸葛诞，官至曹魏政权镇东大将军。

由于蜀、吴之间的联盟关系，诸葛亮和哥哥诸葛谨能够保持正常的通信联系，诸葛谨曾经代表吴主出使蜀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兄弟两人只是在公众场合相见，却从未私下会面。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长期隔离，诸葛亮兄弟与在曹魏阵营为官的族弟诸葛诞应该没有任何联络。公元256年，诸葛诞在寿春反叛，为了取得东吴方面的驰援，他把儿子诸葛靓作为人质送到东吴。后来诸葛诞兵败身亡，其子诸葛靓便一直留在东吴，官至吴方右将军，并在多次征战中建功立业。公元２８０年西晋司马炎灭掉东吴统一天下，诸葛靓由于父亲的原因始终拒绝与晋朝合作。

然而，诸葛靓和当时的晋帝司马炎则又有另外一层关系，他们同为曹魏方面的“官二代”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在幼年时代非常亲密。诸葛靓因为先辈之间的恩怨拒绝与晋方合作，但皇帝司马炎却没有忘记这个童年时代的小伙伴，有一次亲自找上门来。诸葛靓闻讯便躲进厕所，不愿见他。毕竟当年曾经两小无猜，皇帝追了过去与他见面，问：“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交情吗？”诸葛靓流泪涕泣：“见到圣上实在是又愧又恨！”

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由于同文同宗，正是出于对同一种天人理念的恪守和坚持而分处于不同阵营，在政治上相互攻讦、军事上刀兵相向。他们所誓死捍卫的便是一个天下、海内统一。这是在三国时期纵贯始终乃至在中国历史上也以一贯之的鲜明政治主线，也是检讨三国旧事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明确这一点，才不至于陷入某些无为的争议，像诸葛亮、姜维为什么要坚持北伐，北伐是不是穷兵黩武等。一个略有作为的政权对于普通的盗窃奸淫尚且无法姑且任之，更不用说如何对待篡位易号这种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数千年来，但凡存在着割据势力，天下志士便会义无反顾、永不休止地誓死捍卫天下一统，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矢志不移，直到最终重归于统一；但是新创建的治理系统往往会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治理之后重新陷入崩溃，然后又是一番分裂、战乱和动荡，直到再次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中国历史反复在分裂与统一之间反复轮回，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社会现象。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句话既是回顾历史，也在持续不断地警示后人。回正题。

如果完全抛开《三国演义》的历史时段截取，三国时期应该始自于赤壁之战。因为在刘备在大战前夕才通过“隆中对”而具有明晰的发展战略，然后借助公子刘琦拥有数量有限的整建制军队和一小块地盘江夏郡，初步具备政治军事集团的基本形态。

在此之前，刘备方面只是寄居荆州的小股流亡势力，没有控制任何地盘，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赤壁战后，这一小股势力迅速壮大勃兴，先是占领荆南四郡，后来又从东吴方面“借”得南郡，基本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

刘备先是应益州牧刘璋之邀入蜀抗击汉中张鲁，随后与刘璋翻脸并占领益州，紧接着又从曹操手里取得汉中，局面一度火热到近乎爆棚。但是关羽在东线战场败亡，荆州板块完全沦丧。此后刘备东伐孙权，夷陵之战全线溃败。公元２２３年刘备病逝白帝城，蜀汉事业由此跌入谷底。

诸葛亮治蜀取得巨大成功，但是由他发动的北伐战争却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诸葛亮于公元２２７年向后主递交《出师表》，认为“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后与东吴联军呼应配合、轮番出击，蜀军先后五次大举北伐，但诸葛亮当时所没有预料到的是，曹魏政权虽然经历过一次权力交替，但继任者魏明帝曹叡天资聪颖、明识善断，完全能够驾御时局，因此北方政权一直保持政通人和的平稳局势，没有给蜀汉方面带来任何机会。

随着诸葛亮去世，蜀、吴联军突然失去了发动北伐的重要引擎，蜀汉则由于此前连年征战，国力消耗过于严重，不得不实行军事收缩。东吴方面对北方的军事攻势也趋于舒缓，三国间的轮番大战暂告一段落，但是天下更不太平。

曹魏方面由于魏明帝曹叡英年早逝（公元２３９年），持续不断地酝酿着内乱旋涡，最终于十年后（公元２４９年）发生严重内讧（高平陵事变），随后在淮南地区接连发生大规模军事叛乱，权力中枢也是波谲云诡，权力斗争持续到公元２６０年，终于发生了震憾历史的成济弑君事件；东吴方面也是祸起萧墙、乱象频发。由于孙权年老昏聩，给权力接续留下重大隐患，政变和杀戮如同赛跑般地呼啸而至……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所提出并为之苦苦期待到生命最后一刻但始终没有出现的“天下有变”基本态势至此完全明朗。蜀汉中后期的历史演变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

曹魏后期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是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恰恰赶凑到了一起。比如说曹家的连续几任皇帝都过于短寿，而司马懿又比一般人的寿命要长得多。历史演变的整体脉络虽然自有其内在必然性，但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很多细枝末节却明显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由此引起的重大影响既不为当事者所能预料，即使今天看起来也确实充斥着各种极其偶然的因素在里面。只有把历史事件的前后因果贯穿起来，才能看出来其中的逻辑。

曹魏政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枢过于倚重宗室。其实在诸葛亮去世之前，曹魏政权内部已经出现严重隐患——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临终前明确由其子曹叡继位，并托孤于曹真、司马懿、陈群、曹休等资深重臣。司马懿由此得以进入曹魏政权的核心决策层。但问题不在这里，关键在于当时的曹魏宗室重臣中只剩下曹真、曹休这两位有智识的统帅级人物。到了公元228年，镇守南部的大将曹休在伐吴失利后郁愤而死，司职西部对蜀作战的大司马曹真也于三年后（公元231年）病逝。至此，曹魏中枢所倚重的重量级宗室人物几乎全部凋落。当时只是由于魏明帝曹叡本人才智超群，能够自如驾御各种复杂局面，北方的问题才没有暴露。

曹真去世后，曹魏政权面对蜀相诸葛亮在汉中、祁山一线的连续征伐，只好诏令大将军司马懿由东部的荆襄战场转战至西线御敌——这是诸葛亮北伐后期的情况。至此，司马懿已先后统御曹魏方面的荆襄、关中两大战区，为此后谋变积蓄了极其广泛的人脉资源——高平陵事变后，曹魏内部只有淮南战区接连发生军事叛乱，荆襄、关中始终平稳，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司马懿这个人极其复杂。他一生征战无数、屡战屡胜，只有在与诸葛亮交手时没有表现出明显强势——诸葛亮同样也没有在司马懿那里占到什么便宜。从这个方面看，魏明帝把司马懿换防西线的决策是恰当的，可惜他本人死得太早。

史书记载曹操认为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就是肩头不动而能往后看，据说狼有这样习惯，因为狼性多疑，总是担心后边受到袭击，奔走时不停地回头看。曹操还曾经做过“三马同食一槽”的恶梦，心甚恶之。他因此提醒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但是司马懿担任过太子的中庶子，与即位前的太子曹丕关系密切，在曹丕上位过程中也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再加上司马懿本人做人低调、为政勤俭，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步打消了曹丕的疑虑。最重要的是曹丕本人胸有韬略、精于权术，他自认为以自己的才情智慧，足以驾驭得了司马懿——他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事实上也完全能够掌握住局势，因此在曹丕父子执政期间，司马懿“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

曹魏方面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就是曹操的两个继任者都过于短寿。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公元226年去世时只有40岁，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寿命更短，去世时只有36岁。魏明帝曹叡临终前，确定由他的养子曹芳接任——曹芳当时只有8岁，还是一个孩子，需要由人辅政。曹叡本来是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由曹宇领衔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曹宇是曹操与环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宇与曹植为一母所生，他也是曹魏末代皇帝曹奂的父亲）。夏侯献、曹爽和曹肇明显都是曹家自己人。秦朗则是曹操生前宠爱的养子——他的父亲是当年吕布的部将秦宜禄，吕布占徐州期间派他出使淮南，结果被袁术留下（袁术把汉朝宗室之女嫁给他）。秦朗和他的母亲杜氏便留在徐州，杜氏长得非常漂亮，因此在曹操攻打徐州时（公元198年），时为曹操部将的关羽在攻城前一再请求曹操允许他娶杜氏为妻。关羽一再请求引起曹操注意。曹操于是在破城之后专门找到杜氏，见她果然容貌异美，就没有顾及对关羽的许诺而自纳为妾。此事见之于《献帝传》。这个秦朗随母亲一直生活在曹府，深得曹操宠爱，因此也算得上是半个宗室——曹操另外还有一个宠爱的养子叫何晏，同样是因为其母亲被曹操纳为妾，在曹府长大，后来受到执政者曹爽重用，担任侍中、吏部尚书。

魏明帝曹叡最初确定的辅政班子明显是一个纯正的宗亲系，本来没有司马懿什么事。问题出在皇帝身边的两个近臣刘放、孙资身上。他们两人长期担任中枢机要大臣，受到两任皇帝宠爱却因此遭到宗室的忌妒，因此认为如果曹宇这一班人执掌政权，他们的地位堪忧，甚至性命难保。于是便在魏明帝面前百般指责曹宇不堪大任，几经周折，辅政大臣结果变成了武威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和太尉司马懿。

三国时代的曹魏宗室（包括夏侯氏家族成员在内），整体上都很优秀。只有与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的曹爽是少有的庸才。他开始对司马懿还算尊重，但很快就听从亲信提议，对司马懿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军权。此后的曹爽“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等到司马懿的权力被完全架空，曹爽更是骄横奢侈，没有任何节制，饮食和衣服的规格和天子相似，还私自取用先帝曹叡的才人为自己伎乐，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期间，曹爽为了提高个人威望，发动了对蜀汉的战争。公元244年兴势之战，这在蜀汉相对应于蒋琬和费祎施政的交替期。

魏蜀兴势之战，蜀汉方面由刚刚接替蒋琬出任大将军的费祎主导并取得全面胜利。当时司马懿还参与曹魏政事，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司马昭随军参战。

到曹爽施政后期，司马懿一直称病在家。史书记载在公元249年高平陵事迹前夕，李胜赴任荆州刺史之前拜访太傅司马懿，只见司马懿由两个婢女服侍着，喝粥时连碗都拿不住，只好由侍女端着喝，米粥从嘴边一直流到胸前、床上。听说来客即将到荆州赴任，司马懿装糊涂说：“并州靠近胡人，你应该小心戒备！”李胜大声说：“我要去的是故乡荆州，不是并州。”司马懿故意问：“你刚到过并州？”

曹爽听说司马懿的病情到了这般程度，因此完全不加防备，这便注定了他最后的灭亡。公元249年年初，曹爽兄弟及其党羽陪同皇帝曹芳拜谒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墓地，洛阳空无防备。久病卧床不起、装作奄奄一息的司马懿突然振奋，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带兵关闭城门、占领武库重地并控制了曹爽及其党羽。曹爽一帮人尽管仍有翻身机会，但终因才质过于平庸而束手就擒。

曹爽举手投降后，司马懿父子大开杀戒。据《魏氏春秋》记载，司马懿先是把案子交给曹爽的亲信——侍中、吏部尚书何晏办理。何晏为了切割与曹爽党人的关系以求自保，坚持彻底地查办曹爽及其党羽。可是等他把案宗呈上，司马懿说：“现在，还差一家（没有查办）。”何晏接连说了几个家族都没有猜对，最后才问：“难道指的是我？”司马懿点头说：“是的。”于是令人收押何晏一家。

数日后，曹爽及其党羽悉数被诛，并灭三族。曹魏政权的宗室势力被一网打尽。司马懿父子由此完全掌握北方局势。曹魏小皇帝完全沦为司马氏父子的傀儡。

高平陵事变后，太尉王凌不满司马懿专权，认为中枢的问题出在皇帝曹芳身上，皇帝年幼无知，汉室需要一个强势君主。于是和他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密谋拥立楚王曹彪为帝，企图抑制司马懿的威势。但是令狐愚不久病逝，王凌试图再拉其他人入伙，在这个过程中泄露了机密。太尉王凌就是当年设计除掉董卓的东汉司徒王允之侄。

司马懿迅速调集兵马突然进入王凌的大本营寿春。王凌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其兵力又无法和司马懿对抗，于是自行到司马懿认罪投降，后自杀。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淮南三叛”中的第一叛。王淩、令狐愚等被灭三族。令狐愚当时虽已亡故，但被开棺暴尸三日。曹彪亦被赐死，他是曹操的第17个儿子。

王凌自杀两个月后，年事已高的司马懿病于一场惊梦，不久去世。他的长子、抚军大将军司马师由此开始全面施政。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沉着坚毅，素有雄才大略。史书记载高平陵事变前夜，司马昭担心得展转反侧，一夜都没有睡好觉，而司马师却像平时一样呼呼安睡。

其实，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也很卓越超群，他们兄弟两人都是三国后期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命运同样都很悲惨。以他们的雄才大略，都有机会辅助君主内修治理、御敌卫国，成就另外一番事业而标炳史册。然而他们一旦随同其父发动高平陵事变，则此后的一切事情已经身不由主，时时游走在政治斗争的刀锋剑刃之间，他们除了独断专行并不断地疯狂杀戮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如那些因为战乱和灾荒而四处流离的下层民众，普通老百姓虽然食不裹腹，却不用担心政治清算，更没有复仇追杀的惊竦与恐怖。

公元252年（司马懿去世的第二年），司马师被晋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全面接管魏国军政事务。同一年的5月份，吴主孙权去世。东吴重臣诸葛谨的长子、大将军诸葛恪出任首席辅政大臣，全面掌握东吴局势。蜀汉方面也于下一年（公元253年）出现权力更替，蜀汉第二任大将军费祎于当年年初遇剌身亡，卫将军、录尚书事姜维随即掌权。

这样一来，三国史上罕见地出现了三方政权几乎同时换帅的局面，三国争霸一度变成三个少壮派的对抗。三个少壮派当时的年龄都已经不算很小，北方的司马师时年48岁，东吴诸葛恪50岁，蜀汉姜维已经52岁。但他们都是三国政坛上的新生代，且都有着远超常人的天资禀赋。

然而，由于各种意外而必然的原因，诸葛恪和司马师很快在随后的政权内讧中丧命，只有蜀汉姜维苦苦支撑到政权覆灭的最后时刻。

东吴方面的事情还要更复杂一些。孙权的大儿子孙登是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即被立为太子——曹操父子此前多次让孙权派“任子”到魏方做人质，要的正是这个孙登。孙登这个人“爱人好善”、“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陈寿语），处理政务谨慎得体，深得众望，可惜英年早逝。他于公元241年去世时只有33岁，东吴上下为此悲痛不已。

孙登去世后，其最大的弟弟孙虑已经亡故。孙权便于公元242年立他的三儿子孙和为太子。他本来还准备册立孙和的母亲王夫人为皇后，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波折。可是这位王夫人与孙权的大女儿孙鲁班严重不合。孙鲁班不断在父亲面前煽风点火，攻击太子和王夫人。

这时候的孙权已经进入晚年，身体状况不好，多疑而昏聩。他总是怀疑妻妾、儿子们都在算计他的死期以及早争取权利。出于这种顾忌心理，孙权没有册立新太子之母王夫人为后，却另行加封他的第四个儿子孙霸为鲁王，试图以此制衡太子权力。他给予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以同样的宠爱，甚至在孙鲁班的不断唆使下一度更加亲近鲁王孙霸，这为旷日持久的两宫内讧埋下祸根。

孙鲁班又名大虎，她还有个妹妹叫小虎（大名叫孙鲁育），都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孙权把大女儿孙鲁班嫁给周瑜的长子周循（周循去世很早，孙鲁班后来又嫁给卫将军全琮），把小女儿孙鲁育嫁给骠骑将军朱据。孙鲁班为了攻击太子和王夫人，还企图拉拢她的胞妹孙鲁育。但是孙鲁育不愿意参与这种骨肉相残的事情，再加上她的丈夫朱据与太子孙和关系亲近，她作为妻子不可能再去支持另外一方。姐妹两人因此顿生嫌隙。

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并立，东吴重臣争相派遣子弟入宫，要么侍奉孙和，要么接近孙霸，于是在朝堂上形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拥护太子孙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则拥护鲁王孙霸。两宫之很快由后宫蔓延到朝堂，进而扩散到东吴各地，《三国志》记载是“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两派势力相互攻击，明争暗斗，东吴政坛顿时混乱不堪。作为头号重臣的陆逊开始持中立态度，但是太子党方面不断给他传递消息，希望他能够出面维护太子地位，鲁王党方面也争取他出面稳定局势，支持鲁王。他最终意识到太子地位不稳，后果非常严重，于是多次上书孙权，表示坚决拥护太子。

孙权终于觉察到事态严重。到公元250年，孙权在实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废黜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改立只当只有8岁的第七个儿子孙亮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权内讧最终结局，是太子党和鲁王党两败俱伤，一大批东吴重臣们受到严厉惩处，其中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死，太常顾谭等人被流放，骠骑将军朱据则被赐死……

孙权虽然以断然之举平息内讧，却给东吴政坛留下了无穷尽的重大隐患。因为孙权当时已是垂垂暮年，很多事情已经没有能力处理。两年后（公元252年）孙权病死，太子孙亮继位时只有十岁，年幼无知，只能成为权臣操纵的傀儡，东吴局势由此全面进入动荡。

孙权临终前明确由诸葛恪、少傅孙弘、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以及侍中孙峻作为新君孙亮的辅政大臣，诸葛恪位列首席。但孙弘与诸葛恪不和，他担心要受诸葛恪的狭制，便封锁孙权去世的消息，企图矫诏除掉诸葛恪。

侍中孙骏将此事密告诸葛恪。诸葛恪于是杀掉孙弘，然后发布孙权死讯并为之治丧。

诸葛恪此后被加封为太傅，全面掌控东吴政权，并实行一系列措施广施德政，消除孙权晚年昏瞆产生的政治混乱，同时对北方采取军事攻势，派军进入魏境修建废弃已久的东兴大堤，招致魏方强烈抗议。这年年底，曹魏司马师出动三路兵马捍卫领土，其中胡遵、诸葛诞率七万大军驱散吴后，收复东兴大堤。诸葛恪紧急率兵四万救援，叔侄两人——诸葛诞与诸葛恪在东兴战场直接对阵。

史书记载的东兴大战有些滑稽。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异常寒冷。东吴大将丁奉带领的三千突击队所有将士脱下铠甲，丢掉长矛、大戟，只戴着头盔拿着刀和盾牌裸身爬上堤堰。魏军见状哈哈大笑，却由于轻敌而没有整兵列阵。吴军冲锋上来后拼死袭杀，魏军顿时四散奔逃，互相践踏，死伤数万。吴军迅速取得东兴大战的全面胜利，缴获敌军的车辆、牛马、骡驴等都数以千计，资材器物堆积如山，凯旋而归。诸葛恪通过此战声威大振，被晋封为阳都侯、加封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达到人生颠峰。

东兴大战，是魏、吴两国的两位新生代司马师和诸葛恪的第一次交手。此役魏国虽然在战场上惨败，但魏方当家人司马师却在政治表现上高出一筹。他没有按照众臣之议处分主将诸葛诞，而是主动承担了战败责任：“我不听公休（即诸葛诞），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相比之下，东吴诸葛恪却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不成熟。一场胜仗冲混了他的头脑，认为曹魏方面不过如此。因此在东兴大捷的第二年，诸葛恪再次提出大举伐魏。

公元253年三月，他在东吴朝野一片反对声中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全，决定东、西双方同时出兵攻打魏国。当年东吴征发军队二十万大举出动，但是这场仗打得很不顺利，诸葛恪事实上也不怎么会用兵，远没有司马懿父子在战场上果断迅捷的作风。当时吴军集中精力发起猛攻，魏方前线重镇新城眼看摇摇欲坠。守将张特便派人对诸葛恪说：“我们已经无心再战。但魏国法律规定，被围攻超过百日而救兵未至时，将士投降但其家属不受惩处。现在你们攻城已经九十多天了，城里还有很多将士不愿投降，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所以恳请贵军先等一等，以我的印绶作为信物。”

诸葛恪信以为真。可是城内将士却连夜修补城墙缺口、加固城防。到了第二天突然变卦：“我们只有死战，决不投降！”诸葛恪愤怒至极，加紧攻城，却再也无法攻克。而吴军由于天气和疾病原因，伤亡惨重。诸葛恪在一片哀叹声中坚持再战，直到魏方增兵，这才被迫决定撤退。撤退时，吴军士兵死伤遍地、一片哀号。诸葛恪却把责任推给部下，自己显得泰然自若。他在一个叫作江渚的地方住了一个月，在皇帝诏书的一再催促下才神定气静地回到首都。

回到都城后，诸葛恪没有觉察到当时已经众怒人怨，也没有采取任何自保措施。但同为托孤重臣的孙峻却从中看到了机会。孙峻和诸葛恪一年前还是政治盟友，但是政权人物如果没有对于政权的十足忠诚，心目中便只有了无止境地窃取权力。当年十月，孙峻与吴主孙亮定计，置酒宴请诸葛恪。当时已有各种征兆显示事态异常，但是诸葛恪过于自信，不以为意，照例赴约。酒过数巡之后，孙峻突然厉声喝道：“有诏捉拿诸葛恪！”手起刀落，刺死诸葛恪。后将其三族悉数夷灭。诸葛瑾一族从此在东吴全部绝灭。

诛杀诸葛恪后，孙峻晋升为东吴丞相大将军，都督国内外军事，授予符节，封富春侯。他将废太子孙和迁移到新都然后派人赐死。孙峻的专横行为不断遭到东吴朝臣反对。公元254年，吴侯孙英密谋诛杀孙峻，但事情很快败露，孙英自杀。下一年，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密谋诛杀孙峻，因事情败露，受牵连被杀者数十人，其中包括朱公主孙鲁育。

公元256年年，孙峻在一次征伐中急病猝死。孙峻去世后，他的堂弟孙綝受命代理朝政并由此引发一场新的动乱。

孙峻死后，东吴朝臣惟恐再次出现权臣垄断朝政的局面，前线将领吕据等是联名上书朝廷，推荐滕胤为丞相，希望以此分割孙綝权力。孙綝于是任命滕胤为大司马，让他镇守武昌从而远离朝廷。吕据等前方将领闻讯后即迅速带兵赶赴都城，并密使滕胤为内应，试图里应外合除掉孙孙綝。孙綝得知情报后派遣他的堂哥、右将军孙宪率领军队把守江都，又以皇帝名义下令来自曹魏的叛将文钦等阻击吕据。滕胤知道已经泄密，于是拥兵自卫。此后吕据兵败自杀，滕胤带兵与孙綝的军队对峙，失败被杀。孙綝此后诛灭了滕胤、吕据三族，从而完全控制了局面，随后晋迁为大将军，受封为永宁侯。下一年，曹魏方面发生诸葛诞叛乱，孙綝亲率大军进行驰援，但是由于指挥不力，接连出现军事失误，导致东吴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朝野对他更加愤恨。在局面最混乱的时候，镇守荆州的东吴骠骑将军朱绩担心北方政权乘虚而入，曾经秘密至今蜀汉，请求他们做好准备接管东吴。蜀廷因此向永安战区增兵五千，驻守边境重镇白帝城，随时应对。此事见之于《朱绩传》：“孙綝秉政，大臣疑贰，绩恐吴必扰乱，而中国乘衅，乃密书结蜀，使为并兼之虑。蜀遣右将军阎宇将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须绩之后命。”

孙綝从前线返回建业后，吴主孙亮决定亲政。孙綝担心局面对自己不利，于是称病不上朝谒见孙亮，并铺排修建宫室，设征兵守卫，企图以此自保。孙亮对孙綝的行径大为不满，借机诛杀了他的两个亲信。孙亮与孙綝的矛盾至此完全公开化。孙亮私下与其大姐孙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等密议诛杀孙綝。事情败露后局面再次震荡，孙綝连夜带兵缉拿全尚、杀害了刘承后包围皇宫，然后召集群臣宣布废掉孙亮。群臣对此表示震惊，却无力抵御孙綝的倒行逆施。孙綝于是夺取了皇帝玉玺，以诏书的形式向全国公布孙亮所谓的罪状。

此后，孙綝拥立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为帝，将废帝孙亮贬为会稽王，遣送回封国，同时将全公主孙鲁班迁至豫章郡，全尚则被流放至零陵。

东吴的第三位皇帝孙休即位后，慑于孙綝的淫威而一再以他加封，封孙綝为丞相大将军兼领荆州牧，孙綝的四个弟弟也都被封侯，其中孙恩被封为御史大夫、卫将军。这样一来，孙綝一家五侯，而且掌管禁军部队，权力远远超过皇帝，是东吴的大臣中一直以来未曾出现的事情。孙綝此后更加肆意妄为，并曾经在酒后表示自己还可能会有新的行动。皇帝孙休把这句话谨记在心，表面上却反复给予孙綝一党以厚封重赏。但是孙綝自知罪孽深重，开始有些惶恐不安，便主动提出来要出屯武昌、远离朝廷。孙休完全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敕命孙綝的亲信督精兵万余人跟随前往。同时，皇帝另有谋划，在一次宴会上由老将丁奉将孙綝捆绑擒拿，后斩首、灭三族。这个孙綝被杀时年仅28岁。除掉孙綝一党后，皇帝孙休认为与孙峻、孙綝同宗、同族是一种耻辱，于是从宗族中取消了他们的名字，并把他们称作“故峻、故綝”。同时又为诸葛恪、滕胤与吕据等被害重臣平反。

被孙綝拥立的东吴第三个皇帝孙休倒是个不错的君主，尽管他后期曾经重用“旧爱宿恩”而导致张布、濮阳兴二人权倾朝野，但是总算没有闹出什么乱子。孙休在位期间重视农业、教育，使东吴经济社会得以恢复发展。孙休最大的问题同样是寿命太短。他于公元265年去世时年仅三十岁。孙休病重时把太子孙湾托付给他的近臣、丞相濮阳兴。但是这个濮阳兴在孙休去世后就违背了他的意志，并没有拥立年幼的太子为帝。他的考虑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北方的司马昭刚刚灭掉西边的蜀汉（公元263年）。在大家当时看来，司马昭下一步目标便是东吴，濮阳兴因此担心太子年龄太小，难以担当保家卫国的重任。出于这种考虑，他和孙休的另外一个近臣张布考虑要挑选一个年轻气壮的皇帝。

他们拥立的便是史上一个荒诞残暴的皇帝，也是东吴的末代皇帝、“两宫之乱”中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皓。

东吴的孙峻诛杀权臣诸葛恪后，在魏国迅速发酵。魏方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试图效仿东吴孙峻，密谋发动政变除掉司马师。事情于公元254年败露，司马师诛杀李丰等人，灭三族。因为魏帝曹芳参与其中，司马师随后又废掉曹芳为齐王，迎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魏帝曹芳被废，让魏方的拥曹派、镇东将军毋丘俭倍感压力。他于是联合扬州刺史文钦等于下一年起兵讨伐司马师，先锋部队从寿春出发，一路杀到河南项城。司马师令其弟弟司马昭镇守洛阳，自己带病率统十万大军讨伐。叛军方面，由于驻守淮南的将士家属都被抵押在北方，军心溃散，只有新归附的农民为之效命，再加上司马师战术得当，最后毋丘俭战死，文钦被迫逃奔吴国。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二叛”。司马师因为眼睛长瘤本来不宜出征。但他认为此战关键，必须亲自出马，抱病出征。但是在平叛过程中曾经发生猛将文鸯（文钦之子）袭击军营事件。文鸯是史书记载为数不多的“万人敌”型人物，明朝人张萱的《西园闻见录》说他“出入万众，单枪匹马，所向无前”。文鸯带领壮士来到司马师的军营前面，击鼓呐喊，场面极为震憾。司马师闻声大惊，眼珠从肉瘤疮口迸出，疼痛难忍。司马师担心扰乱军心，只好牙咬被子而忍疼痛，把被子都咬烂。受此惊吓之后，司马师的眼疾加重，最后痛死于许昌，时年48岁。

司马师去世时，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探视哥哥。魏帝曹髦这年15岁，已经有自己的主见。他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司马昭专权的局面，诏令他就地镇守许昌，而让尚书傅嘏率军回京。但是怎奈司马昭此时除了谋取最高权力已经别无出路，因此无视皇帝诏令，径自率军回到洛阳。魏帝曹髦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晋升他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第二年（公元256年）正月又加封他大都督、六月晋封为高都公、加九锡、假斧钺，八月十六日加赐黄钺。

眼看着司马昭一步步地朝着废帝自立的方向迈进，驻守寿春的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于公元257年5月杀死扬州刺史乐綝，再次起兵反叛。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三叛”。诸葛诞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东吴，请求吴方出兵驰援。吴军多次大举出兵，形势极为严峻。

面对淮南乱局，司马昭为了避免朝廷内部生变，征调各路兵马并带着皇帝、太后一路南行平叛。经过一年血战，直到公元258年基本平息叛乱，但是混乱并未到此为止。

由于司马昭完全控制了朝政，让魏帝曹髦极为反感，他还担心自己被废受辱，因而时常惶恐不安。曹髦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具有曹氏后人特有的朝气和聪慧，也像多数年轻人那样缺少政治人物应有的隐忍与深沉。公元260年他召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率领僮仆数百余人企图诛杀司马昭。

先是，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军前来阻止，但是遭到皇帝仆从的喝斥而逃走。接着遇到中护军贾充带领的军士。见皇帝本人亲自挥剑冲杀，将士开始有些不知无措。太子舍人成济无奈询问中护军贾充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厚待你们正是为了今日，这有什么可问的？成济于是冲上前去挥戈猛刺，把皇帝曹髦弑杀于车下。

魏帝曹髦被弑之后，司马昭单独找到尚书仆射陈泰问他：“现在，天下人是怎样看待我？”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才能向天下人表示歉意。”司马昭说：“还有没有能够再退一步的办法？”陈泰说：“只有此计，未有其次。”这个陈泰因为成济弑君，悲恸过度而死。

司马昭为了缓解朝野的愤慨，最终决定诛杀成济、灭三族。成济兄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登上屋顶对司马昭泼口大骂，当即被乱箭射死。司马昭后与公卿商议，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奂为帝。

与曹魏和东吴两方相比，蜀汉方面的事情要简单、纯净得多，局面也更平静舒缓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寿在《三国志》里把蜀汉中期写得极尽简略也不是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平淡不惊的事情远没有在内讧与屠杀之间反复震荡的局面那样写起来得心应手又能引人入胜。

诸葛亮去世后，后主按照诸葛亮生前建议，先是任命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第二年又升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蜀汉政权进入蒋琬时代，时间长约十年。到了公元243年，蒋琬由于身体状况不好，主动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职务交给尚书令费祎，下一年又坚持把他所兼任的益州刺史让给费祎，由此进入费祎时代，时间大致也是十年。蒋琬、费祎两位大将军施政先后历时20年，期间只在蒋琬和费祎的权力交接阶段遭遇过一次来自北方曹魏军队大举入侵（公元244年，兴势之战），魏方军事统帅为其最高辅政者曹爽，蜀汉方面则由新任大将军费祎统军。双方出兵规模都很大，但是两军的正面冲突发生在边境地带，魏军劳师远征，损失惨重，但蜀军方面并没有出现大的伤亡。除此之外，蜀汉也发动过几场规模有限的北伐，主要是由名将姜维率军执行，偏师出征，作战规模有限，也没有给境内带来太大负担。20年间，益州境内整体上持续保持“边境无虞、家邦如一”局面。到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此前与费祎共录尚书事的姜维由此开始施政并发动蜀汉新一轮北伐，到公元263蜀汉亡国之前，姜维先后发动了六次北伐，整体作战效能上略好于诸葛亮北伐，但是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战果。

相比曹魏和东吴两方混乱如麻的宗室关系和权力倾轧，蜀汉王室内部更是单纯得令人吃惊。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立长子刘禅为太子，公元223年刘备病逝后太子即位。后主刘禅至少有两个弟弟，但是兄弟之间没有争权夺利的记载。后主的大弟弟刘永后期因为痛恨宦官黄皓而被疏远，十多年见不到他的皇帝哥哥。后主另外一个弟弟名叫刘理，生于公元215年。有人认为他为吴夫人所生——吴夫人名叫吴苋，是蜀汉名将吴懿、吴班的妹妹。吴夫人长得漂亮，当时有相面的说她“后当大贵”。益州牧刘焉（刘璋的父亲）因此娶她为自己的三儿媳妇。刘焉的三儿子名叫刘瑁，他刘备取川时已经去世。而刘备的夫人、孙权胞妹孙尚香已经返回东吴。于是在法正等人的说合下，刘备娶了这位吴夫人。事情发生在公元214年，也是刘理出生的前一年。

从时间上推算，后主的第二位弟弟刘理有可能是这位吴夫人所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这位刘理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光因为他的母亲是皇太后，他还有两个手握重兵、位高权重的舅舅，其中吴懿官至车骑将军，吴班后来则升任骠骑将军。如果换在曹魏或者东吴，蜀汉亲王刘理的政治优势是具有压倒性的。但是蜀汉方面的政权文化底色是忠君，政权的班底是一班像诸葛亮、姜维、邓芝这样深受儒文化影响的正人君子，骨子里信奉皇家正统、家国一体。在这种信念和操守都不准许他们做出任何出格之事。刘理的两位舅舅位高权重而且战功卓著，但是恪守武将之责，没有任何越权干政的记录。刘理本人也丝毫没有影响哥哥的执政地位。

进入蜀汉中后期，魏、蜀、吴三国分别向着完全不同路径演变，北方曹魏政权和东吴方面的内讧此起彼伏，局势接连发生震荡，境内一片腥风血雨。北方曹魏权臣擅自废立，换皇帝就像换袜子，曹家的傀儡小皇帝最后发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怒吼，终被权臣部将所杀；东吴方面也是内讧不断、混乱如麻，权臣几经更替，第二任皇帝孙亮先是被废，后被毒杀。第三位皇帝孙休一度推行良政，但只稳定数年。到新皇帝孙皓登极后，东吴政权全面进入空前残暴荒诞的混乱时期。

这期间，只有蜀汉政权内部基本保持清明稳定的基本秩序，君臣相互信任，上下精诚合作，不同民族和平相处，蜀地经济生产得到恢复。

诸葛亮在政论名篇《正议》里提出：“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正义必将占胜邪恶”。如果我们把诸葛亮所谓的“道”解析为正义、创新、谐调、有序，而其所谓的“淫”解析为邪恶无道、肆意摧毁、混乱无序，应该说诸葛亮的这一观点是确凿无误的。现在问题就在于，随着魏、吴两个政权内部丛生乱象、时局反复震荡，诸葛亮生前苦苦期待的“天下有变”基本态势终于日趋明朗。那么，缘何在政治上清明平稳的蜀汉方面最终却没有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的战略目标，“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反而在魏军的一次军事征伐中不战而降、倏然而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