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简单梳理一下姜维北伐的成绩：

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改立曹髦，魏国政局动荡。在此之前，魏国狄道长请降于蜀，姜维于是趁机出兵，但被魏将徐质击败。最终，姜维掳走魏国三县百姓。

第二年春天，魏国毌丘俭于淮南反叛，魏国朝野再次震动。八月，姜维出兵，击败魏雍州刺史胡经，杀敌万余人，这是自诸葛亮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胜。但随即魏征西将军陈泰比率军救援，姜维只得退回。

• 局部战场上的胜利，无法演化为整体局面的优势，这就是姜维时代北伐的现状。

而且胜利也没有那么容易，又过了一年，姜维再次出兵，这次他面对的是邓艾。邓艾料敌于先，准备充分，大败姜维，令其只能退回——此次大败，于姜维的声誉及地位影响极大。

转年，魏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于淮南反叛，是为“淮南三叛”。姜维闻知后，试图再次北伐。但无奈对面的司马望与邓艾却紧守城池，不与交战。姜维熬到粮尽，只能退兵。当时姜维不会想到，下一次再来，要到五年以后了。

从景耀元年到五年，姜维都没有再北伐。这些年中，他基本上都待在成都，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上。而这也可以算作是他多年来反复北伐的代价：之前钱花得太多，如今讨债的来了。

从归降蜀汉开始，姜维的事业生涯就完全在于军队，这是诸葛亮当年对于他的期许，也是他自己赖以生存的仪仗。经过几十年的成长，姜维已经成为蜀国军界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人物。

但问题是，存在感是需要实力来支撑的。姜维出身于凉州，凉州人士在蜀汉政权高层中并没有什么存在感，姜维自己也是靠了军事经历才得以侧身其中——可这反过来，又决定了他必须打胜仗才有发言权。

延熙十九年的那一场大败，算是让各种反对他的人都找到了突破口：多年北伐徒劳无功，反复出征穷兵黩武，大军出动劳民伤财等等等等......这些都成了他们攻击姜维的借口。五年之间，姜维面临的来自于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

直到景耀五年，姜维才得以再次带兵北伐。但这一次，他碰到的又是邓艾；结果又是兵败退回。

姜维甚至已经不敢再回成都，只能是躲在沓中，名为屯田，实则避祸。

《三国演义》在讲到这一段时，是说姜维得罪了刘禅的亲信宦官黄皓，因此惨遭忌恨。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其实是姜维遭到了几乎所有执政高层的反对，甚至连军界中都不乏反对的声音。

这些反对者，包括了辅国大将军董厥，右大将军阎宇，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以及……行都护卫将军平尚书事诸葛瞻。

诸葛瞻曾经与董厥谋划，用阎宇取代姜维。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诸葛瞻对姜维的态度已经可见一斑。

自认继承了丞相遗志的姜维，最后却受到了来自丞相亲子的强烈反对，这可一点都不幽默。

而且景耀五年最后的这一次北伐，后果还不止于此。

经此一役，邓艾探知了蜀军的虚实，断定蜀国此时的兵力应该都集中于武都一带，汉中空虚。魏国朝野开始再次开始讨论伐蜀事宜。

魏国上一次伐蜀还是近二十年前，当时曹爽执政，希望通过伐蜀来增加自己的权威，最终失败而返。现如今，魏国权力完全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司马氏篡位在即，也需要一个大胜仗来加强声势，于是决定伐蜀。

而这一仗的结果，竟然是最终攻灭了蜀国。从刘备立国以来，蜀汉42年的基业灰飞烟灭。

一直以来，对于姜维的评价呈两级分化。

一部分人认为姜维是诸葛亮的继承者，他继承了诸葛亮的衣钵、学识和忠贞，以及诸葛亮矢志不渝的北伐。虽然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但悲情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千百年受人敬仰。

但同时，也有另一种相反的评价，认为姜维不顾蜀汉自身国力，兴师动众连年北伐，导致蜀汉国力大损，最终灭亡。

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我们今天不妨从战争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打仗追求的是什么？当然是胜利。同理，害怕的自然也就是失败了。可就跟这世间所有的抉择一样，战争中的每一个决策、每一次进攻，都会有胜利的可能，也都会有失败的几率。这种时候，要怎么决策？

应该是分析成败收益。

那么，某次行动如果成功的收益很高，但失败的付出也很大呢？

答案是：看投注的金额和手头筹码的比例。

如果你有一百万，那么输个一两万就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你只有五万，那输一两万就能要了你的命。

当然，如果你筹码不多，却精于计算赔率，也可以叱咤赌场。每次只要赢个一两千，十来次之后也就上万了。此消彼长之下，你的优势自然会越来越大。

理解了这一层逻辑，你才可以理解诸葛亮当年北伐的一些行为：诸葛亮手中的资源远比司马懿要少，所以他必须格外珍惜手中的每一个筹码，否则一着不慎就是满盘皆输。

这让诸葛亮在每一次北伐时都深刻怀有对失败的恐惧，在几次北伐中都非常小心谨慎：第一次北伐因马谡失守街亭，第四次北伐因李严运粮不济，第五次因自己意外病逝，诸葛亮做出的决定都是及时撤兵，生怕遭受损失。

而他如此害怕失败，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蜀国的实力实在不济。他每次出征所带的，几乎已经是蜀国所能动员的最大兵力。一旦遭受重创，不仅会拖垮北伐大计，连蜀国是否能继续存在都会存疑。因此诸葛亮才绝对不肯弄险，宁愿放弃战机也不能置全军于险地。

如此再来对比姜维的北伐， 你就会发现，后者几乎一无是处。

诸葛亮之前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到了姜维时期依然存在。因此费祎在阻止姜维北伐时才会说“若不如志，悔之无及”——这既是诸葛亮此前的担忧，也是蜀国如今的现状。

但姜维用事以后，却将费祎当年的话全部抛诸脑后，一意孤行。

首先，延熙十九年、景耀五年遭遇的两次大败，对蜀汉的存续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延熙十九年的失败，令蜀国损失惨重，几乎一直到被灭国时无法恢复。这次失败，同时又导致姜维在朝堂上孤立无援，被所有人反对，从此步履维艰。而景耀五年的大败，则让魏国猜测到了蜀国的军事部署，由此引发伐蜀。

其次，准备不足，难以扩大战果。在姜维的数次北伐中，经常出现由于粮尽而退兵的局面。这种没有充分准备的战争，最后只能是变成一种骚扰——甚至由于骚扰的次数太过频繁，连“扰”的效果都没有达到。

蜀军每次都是带兵出征，粮尽而返；魏国则坐守城池之利，以逸待劳。这种作战方法，最终演变成了蜀国对自身实力的消耗。到了姜维执政晚期，同样在军队内的张翼和廖化正是基于此，对姜维的反复出征提出了批评。

因此，从表面上看，姜维跟诸葛亮一样，都是在北伐，甚至他比诸葛亮还要更为积极，更为勤勉。但细一分析，你就会发现事实不尽相同。

一样的动机，一样的行动，最终却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到底什么才是丞相的遗志？从表面上看，当然是“克复中原”。诸葛亮毕生心血集中于此，并最终因此而病逝于军中。所以乍看之下，北伐就是对丞相遗志最好的继承。

但是，继承丞相遗志，就真的必须坚持北伐吗？

并不见得。

诸葛亮生平五次北伐，无不经过了精心准备。每次之间平均间隔三年，都是在整兵讲武，积蓄粮草，伺机而动。

而姜维呢？总是轻举妄动，贸然出击，最后大都无果而返。即使255年的战役重创了魏军，也无法扩大战果，仅仅是杀了魏国的一万多人——但这对于魏国来说根本就无足轻重，他们随时都可以进行补充。

一场大胜，对于诸葛亮而言很有可能意味着翻转局势，但对于姜维来说却于事无补。

而且，诸葛亮当年深知北伐不可能一战而定，所以他的决策是不断消耗魏国实力，以拖垮魏国。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

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而到了姜维这里，情形则完全相反，魏国以逸待劳，蜀国疲惫出兵，此消彼长之下，到底是谁消谁长？

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相同的，只是表象——也只有表象。